　　公元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向全世界宣告，从7月30日开始，中国将暂时停止核试验。
　　消息传到大洋彼岸时，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缅怀在十年前的这一天不幸逝世的“两弹元勋”邓稼先而精心选择的特殊纪念日。作为邓稼先的两代世交和终身挚友，杨振宁不禁流下了热泪。
　　1958年，留美归国的邓稼先博士接受了秘密研制原子弹的任务，从此开始隐姓埋名，担任中国原子弹的理论设计工作。作为理论物理学家，邓稼先带领核武器研究院的理论设计部，在没有任何理论借鉴和技术资料的困境下，经过艰苦奋战，成功地实现了“零”的突破，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提供了理论设计，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的军事科技实力，改变了世界政治军事力量对比，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邓稼先功不可没。
　　紧黄金彩虹接着，邓稼先又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公元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震惊了世界。随后，邓稼先又为研制中子弹和核武器小型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1971年，经过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斡旋和安排，杨振宁终于回到了阔别二十多年的祖国。他列出的最想见的人员名单里，第一个就是同窗挚友邓稼先。然而，此时邓稼先正在西北试验基地的学习班蒙受“批判”。当他接到中央通知，千里迢迢地赶回北京饭店，见到老朋友杨振宁时，却无法回答“你从事什么工作、为什么回国后没有任何消息”等简单的问题，处境十分尴尬。于是杨振宁换了一种提问方式，提出“听说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两个美国人帮助搞出来的，是否属实？”的问题，也让邓稼先欲言又止。杨振宁满怀疑虑和遗憾，离开了北京去上海访问。周总理很快得知此事后，打电话告诉邓稼先并请他转告杨振宁，“中国的‘两弹’完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当杨振宁在上海大厦宴会厅接到邓稼先这封信时，顿时激动得不能自持，躲进卫生间里泪流满面。他坚定地相信，才华横溢的邓稼先必定是中国“两弹”的研制者和大功臣。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保密和战备需要，核武器研究院秘密搬迁到四川北部山区，继续从事核武器的研制工作。粉碎四人帮后，院长邓稼先因受到核辐射影响，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后来检查出恶性肿瘤和癌细胞全身转移，但他仍然顽强地带病坚持工作，与死神赛跑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他回到茫茫戈壁滩上第一次爆炸原子弹的地方，风吹沙动，大漠苍凉，抚今追昔，世界政治格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惟有忠于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持之以恒。邓稼先在参与指挥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之后终于病倒，被送进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在邓稼先隐姓埋名地秘密从事核武器研究的近三十年里，他不仅牺牲了个人名利和个人生活，他的妻子许鹿希和儿女们也承受了无法诉说的精神折磨和艰难困苦，但，她们始终都默默地承受下来，直到邓稼先被迫离开工作岗位，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丈夫和父亲。然而一切似乎都为之晚矣。1986年夏天，邓稼先进入了生命的最后的旅程。他向中央和同事交代了后事，坦然地面对死亡。他让警卫员陪同来到天安门广场，向祖国和人民作最后的告别。弥留之际，他的终身挚友杨振宁来到病床前，邓稼先已处于昏迷状态；等他再次苏醒，杨振宁已经飞回美国，留下了终身遗憾。留学美国的女儿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惊闻父亲病危的噩耗，万里迢迢地飞回到父亲身边。当她气喘吁吁地闯进危重病房，看见浑身插满管子、濒临死亡的父亲邓稼先时，父女俩都毫无控制地放声痛哭起来。
　　公元2009年金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六十周年大庆之际，“两弹元勋”邓稼先的英魂仿佛又来到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神秘老公惹不起免费阅读全文，来到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他独自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满怀深情地眺望漫天飞舞的鸽群。鸽哨声中，邓稼先泪如泉涌。